[摘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主任叶兴庆在“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上透露，在全国人大授权33个县进行为期3年的土改试点之后，中国将在2018年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究竟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还要再跟踪、观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主任叶兴庆在“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上透露，在人大授权33个县进行为期3年的土改试点之后，中国将在2018年全面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究竟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还要再跟踪、观察”。
叶兴庆在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主办、上海市发改委和上海临港管委会协办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期间作此表示，这是有关部门首次披露中国涉及“三地”的土地改革全面启动的时间。
叶兴庆坦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曾做过研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对土地征迁、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制度进行改革，会涉及8部法律、24个条款进行修改。这意味着，在33个县(市、区)之外，国内一些的地方涉及“三地”的土改(如浙江乐清的宅基地在农业户籍人口间的跨村流转)，本身就与土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
他举例说，《土地管理法》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这固然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获得土地的渠道，但许多地方的土地征迁“要地不要人”，使得农民无法获得土地增值。他透露，征地制度改革要按照公共利益原则制定“征地目录”，参考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土地区位等因素，综合考虑征地价格——这就需要修改《土地管理法》的47条。
叶兴庆表示，城市建成区和城乡结合部的集体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达到4200多万亩，但它们的权能小于国有土地，原先不能进行抵押，按照本次改革方案，上市不能突破规划用途管制。根据《宪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后，城市建成区内的土地就可能存在大量的集体土地。
对于城里人到农村买房的“小产权房转正”问题，叶兴庆明确，之所以中央决策和社会需求存在差距，有两大原因：一是我国人多地少，应当集约用地，不应该鼓励一户家庭有多套住房，甚至到农村去买二套房、三套房；二是宅基地是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一种体现，免费申请，无偿获得，而城市国有土地是有偿出让的；三是与城市国有土地40年、50年、70年的使用年限不同，宅基地是没有使用年限的，假设自由买卖的宅基地可以无限期使用，就变成了所有权买卖，这跟《宪法》相冲突。
招商证券分析师表示，通过土改，农资行业集中度有望提高，龙头迎发展良机。随着农业改革创新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加快专业化分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之路。A股中土改概念股北大荒、金正大、芭田股份等，后期值得重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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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个多月，央行再次打出“普降+定降”的政策组合拳。
4月19日，央行宣布自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能力，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持力度，自4月20日起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并统一下调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农信社水平；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执行较同类机构法定水平低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市场对此次降准并不意外。近，央行多次通过在公开市场下调逆回购中标利率的方式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逆回购利率已从年初的3.85％降至3.35％，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效果显现，但仍需进一步扩大降准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基础货币投放问题。
不过，此次1个点的降幅还是被很多机构认为“力度较大”。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表示，这次降准力度明显超出市场先前预期，一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历次0.5个百分点的调整幅度，同时将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相结合，预计全银行业至少释放资金超过1.3万亿元，有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创造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
分析人士指出，从长期因素来看，外汇占款增长出现阶段性放缓的背景下，全面降准是必然的选择，而这更多地体现为对冲性而非刺激性。央行上周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外汇占款减少2521亿元，同比少增1.04万亿元。也是受到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因素的影响，一季度末，M2（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1.6%，也未达全年12%的调控目标值。
“我国流动性传统补充渠道外汇占款发生了逆转，从以前的持续增加变为减少，即使不考虑稳增长，也有必要下调存准率以补充因外汇占款变化而引起的流动性缺口。”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研究主管周景彤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从短期因素来看，地方债务置换所带来的流动性冲击也成为此次降准的重要依据之一。华创证券分析称，2015年债券的供给冲击不容小觑，不仅有置换的1万亿，还有新发的6000亿元地方债，债券供给增加的预期抬升了利率债率。在巨大的供给冲击下，银行预计还会是债券的主要投资主体，因此为了防止利率的进一步抬升，货币政策必然成为一个被动的“接盘侠”，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背后货币政策的配套与衔接。
恒丰银行战略与创新部总经理娄丽丽表示，从银行角度来看，金融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推进已经改变了传统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游戏规则。存款保险制度跟进以后，出于金融审慎考虑的高准备金需求变得不再关乎稳定的根本。这时大幅降低存准，符合改革的需要，也有助于推动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向轻资产、节省经济资本、获取稳定回报的业务转型。
杨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宏观政策动向来看，一季度GDP、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等多项宏观经济指标低于预期，3月份M2增速下降到11.6%，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在高杠杆率、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等多重负面因素制约下，更多的区域性行业性隐性风险有可能进一步显性化，拖累经济复苏。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务必将“保增长”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重组流动性，为调结构、促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今年下半年至少还有1至2次降准和1次降息。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去年11月22日和今年3月1日央行两次降息叠加效应已经显现，企业融资成本已有所下降。央行数据显示，2015年3月末，企业融资成本为6.83%，比上年末下降1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下降50个基点。3月份官方PMI回升到50.1，房地产市场环比销量明显回升、价格趋稳。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中已有积极的信号出现。为了体现货币政策的稳健，避免可能出现的资产泡沫，是否进一步降息可以根据二季度经济数据表现相机抉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无论从实际融资成本还是流动性总量看，准备金率下调起到了精准对冲作用，货币政策仍然保持中性、稳健。他还称，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更加注重预调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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